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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新基建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20-04-22

       十年一轮回。


       2000年左右,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大量修建铁路、港口、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和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撑,顺应了产业周期,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2010年左右,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耗资四万亿左右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第二次大规模投向高铁、公路、水利和市政管网等领域。有人将此次基建比喻为信贷放水,大水漫灌。因没有顺应产业周期,这次基建产生了推高房价以及严重产能过剩等问题。


       在2020年2月3日到3月4日,决策层在30天内至少5次部署与“新基建”相关的任务。然而“新基建”并非新生事物,2018年底就曾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如今,受新冠疫情影响,为平滑经济波动,“新基建”的进程得以提速,有望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支点。


       按照之前央视报道,“新基建”主要涉及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七大领域产业链广泛延伸,囊括产业转型发展、创新驱动、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生态环保、民生和社会事业六大领域,触及信息传输、智慧城市、物联网、健康、医疗等众多方面。


       “新基建”一个“新”字,既是对上次四万亿基建投资经济性的反思与总结,又是在当前经济背景下的与时俱进。


       “新基建”能否起到逆周期调节、对冲经济下滑的作用?又能否顺应产业发展趋势,从供给端提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融中财经采访了三位深耕于“新基建”相关领域多年的投资人,希翼能够为用户呈现一个更立体化的“新基建”。


政府进行引导,市场化机构为主要投资主体


       “所有经济都是硬科技基础设施先行,有了基础设施之后,上面才能跑各种应用。”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娓娓道来,美国基建共经历了三轮,第一轮是19世纪60年代的全美铁路大基建实现了全国交通统一,拉动了经济增长。第二轮,二战后修建高速公路让经济连续增长三十余年。第三轮,20世纪90年代,修建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光纤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拉动了整个IT产业发展。


       在米磊看来,目前我国的“新基建”,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升级版,势在必行,且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支点。


       新基建“新”在本质内涵,而非新的外在形式。达晨财智合伙人窦勇深耕信息技术领域多年,他认为“新基建”是“熟悉的配方,不一样的味道”。


       “‘新基建’不仅限于新兴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适当摆布的‘铁公基’建设,同样属于新基建范畴。虽然从各省相继公布的投资数据来看,5G、云计算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投资金额占比较小,但告别了原来修路修桥的‘套路’,对于抓住新经济的核心动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与北京基石基金合伙人秦少博的看法不约而同,5G基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5个领域是以新经济为代表的新基建,而特高压和轨道交通并不是所谓的新起点,是在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做了延伸。


       “轨道交通的投资大逻辑没变,以大铁和高铁为代表的行业处于高位运行的历史周期,增量不多,但每年有8000个亿的投资。值得注意的是,‘新基建’中的‘轨道交通’指的是以地铁为代表的‘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个头小但需求庞大,处于高复合增长状态,将来在增量拉动上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从“新基建”的投资主体角度看,政府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是否有鲜明的界限呢?


       “无论是从投资规模还是收益角度看,基础设施层面的投资所需要的资金量和时间性,都需要政府层面作为主导,铺建好底层的高速通道、做好制度层面的建设,合理高效开放资源,鼓励创新应用的诞生。”窦勇告诉融中财经,“产业资本则因其规模和对投资收益的追求,更多的是关注在创新应用领域,利用市场资本配置的高效性,实现产业落地的价值体现。从而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


       秦少博形象地将政府投资比喻为大水漫灌的普惠性投资,新基建则是对7个垂直领域的灌溉,“政府投资具有导向性,拉动的是中长期需求。产业投资关注中长期需求里面产生的很多To B、To G的生意,并顺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叠做投资。如果从买卖双方的角度看,政府投资是大买方,投出去的钱提高了市场容量,让很多卖方在新增空间内都能分到蛋糕”。


       在政府指明方向,市场需求拉动的过程中,民企在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放眼人工智能市场,领军企业大多是民企。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领域,市场切入点和应用场景的摸索,也大多经过民企的多次试错。从投资角度看,5G大多是国企投资,其他领域是国企和民企共同投资。


       对于哪个“新基建”细分领域蕴含的投资价值最大,投资机构见仁见智。


       米磊看好光电芯片和光模块的发展,“5G和物联网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而光电芯片又是5G和物联网的基础设施。未来不是消费电子的时代,而是消费光子的时代。在云计算中心、5G等领域,光模块增长倍数较大,比4G时增长了8倍多。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价值增量也会大一些。”


       随着“新基建”的方向越来越清晰,主打硬科技的中科创星在投资策略上更加坚定,“5G的建设是持续性的,每年的投入是确定性的。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市场风险是投资领域最大的风险,现在预期明确,市场风险就降低了。”


       窦勇对信息技术领域有着深刻的理解,“从5G建设视角来看,整个产业尚处于建设周期,现在的投资机会更多集中在为5G做配套的企业。信息安全是除计算、存储、网络外第四大IT基础设施建设,全球产业规模达到千亿美金的范围。IT基础架构从信息化向云计算、移动互联再到现在的万物互联,整体的基础架构驱动着信息安全产业的发展。安全事件的频发,民用的勒索App、军用的病毒武器,让整个信息安全产业逐步成了行业发展的重心。”


       云计算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板块是达晨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领域。达晨从系统服务、基础器件、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垂直行业应用进行了系统的生态布局,累计投资的企业家数超过了60家以上,形成了细分领域全产业链的生态布局投资。


       秦少博则更为看好轨道交通,“2020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轨道交通上的很多投资需要按发改委的规定完成,这是一个短期的利好,对产业链上装备制造、电气化、信息化为代表的板块都有推动。另外,里程和运营周期越长,轨道交通的后维护市场就越大,这是行业普遍认同的一个更长期的持续性市场机会。”


       主要发起人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企业的北京基石基金,曾发起设立国内第一支轨道交通产业基金,对基础设施量级上的产业链做过系统梳理,习惯以产业链的方式进行投资布局。近年来除轨道交通之外,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云计算产业链、工业互联网产业链、信息安全产业链,包括部分涉及5G等领域皆有布局,其中布局轨道交通的投资占比最高,占总投资额的40%左右。


       秦少博告诉融中财经,“立足轨道交通,从一级市场的角度看,疫情对产业链上的布局、投资逻辑影响不大,需求会因为疫情延迟,但不会取消,今年订单少,明年订单一定会多。因为需求形成的商业逻辑和供需逻辑不会变。”


“新基建”产业链上哪些企业会脱颖而出?


       复工一个多月来,北京基石基金主要做了一件事:考核疫情对各行业的影响,以及对已投项目和正推进项目的影响。


       最终,基石得出一个结论:以能源、电厂等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国计民生领域、被国资垄断或控股的企业当仁不让的冲在了复工复产的前面,产业链率先复苏;需求非刚需、在既有业务上做优化的部分行业在观望,整个产业链复苏还需等待一定时间;TO C端的餐饮旅游等行业则需要再过两个月才能看到复苏希翼。


       复苏和行业相关,也和企业自身关系密切。在后疫情时代,“新基建”风口之中,哪些企业会趁势而起?基石基金内部曾做过研究,认为疫情之下最具反脆弱性,也最获机构青睐的企业具备四个普遍性要素:


       一是在产业链上已经做到了很好的卡位。比如位于第一梯队,或在竞争当中处于相对稳定前进的一种状态。


       二是综合能力较为均衡。技术有突出性,商业化推进风口落地能力较强。


       三是有前瞻技术储备。一个企业在风口来的时候能否抓住,技术厚度够不够很重要,新基建落地,谈起来很宏观,但真正落地需要具体的技术和提前布局的解决方案。


       四是企业提前捕捉到新基建的趋势。如果在国家提“新基建”之前,企业上下包括决策层就系统的考虑过这件事,他就相当于提前捕捉了先机。这样在各层面上的准备就会较充分,调动核心资源做响应预备。


       同样的问题,窦勇将答案锁定在两点:能从赛道脱颖而出的企业,普遍都具备较高的研发投入和商业变现能力,“新基建所涉及的课题都是具备较高技术需求的产业,技术迭代层出不穷,迭代周期明显缩短,因此,具备较高的研发投入能力是能从赛道跑出来的基本条件。企业不是政府投资,需要考虑经济效益,所以后期的商业落地变得极其重要,否则无法长期生存。”


       “企业在产业链里是否解决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并且具有高技术壁垒,是其能否脱颖而出的关键。”在米磊看来,何时入局也很重要,“如果企业处于创业初期,太早期的项目产品还没出来,可能已经赶不上新基建这波了。如今能跑出来的,肯定是提前几年布局的企业。”


“新基建”践行过程中的挑战


       如同任何新事物刚出现时一样,“新基建”迎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


       “‘新基建’是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改善民生福利。”以恒大研究院任泽平为代表的“拥护派”呼吁,在中美贸易摩擦下,“新基建”是“大国竞争和改革创新的关键撒手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运之战,胜负手。”


       然而,也有行业人士发出不同声音,称要对“新基建”保持警惕。“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基础是民企,推行‘新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刺激民企借贷却不能使其获得税费减免,会刺激出新危机。拿轨道交通举例,之前运行的线路装载率不高基本上等于闲置,在这个基础上再推动就是看得见的浪费。”


       对于上述“浪费”论调,秦少博笑了笑,“这是犯了算小账不算大账的错误,路网的价值在于推动了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流动。有了可走遍大江南北的高铁网络才有商机,有商机才有商业的繁荣。基建无论新旧,对GDP的拉动都是算总账的事情。新基建绝非权宜之计,是符合大势的重大决策,将托起长周期的国运。”


       当然,挑战终归存在。“如何把国家行为沉淀或转化成市场行为是新基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各个领域中,大趋势在决策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市场主体在响应国家对于整个宏观布局诉求的同时,还得算自己的账,如果转化不好,落地周期就会很长。”


       米磊从十年一周期的“新基建”中,看到了蕴含其中的重大机遇,发展产业要先行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起来之后,就会有后面的众多应用。“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建设节奏和应用跟进的速度是否匹配。这个领域的市场需求量是多少?是否有足够多的应用会起来?新基建投入规划一定要符合市场规律,因为最终还是要让市场买单。”


       “无论是5G、云计算中心,还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领域,大家尚未做到100%的自主开发。由于国内的产业重应用,轻底层。底层平台架构的开发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储备目前都存在严重不足。所以加大对于基础数学、物理等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窦勇笃定地告诉本刊,核心技术的自主开发很关键,应引导市场对于基础平台的投资。


       “新基建”,有新意,须落地。


(融中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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